我的幸福是一种罪过(续)
文/江少宾
◆春花春花是伍叔的女儿。十七岁那年,伍婶将春花嫁到了一个富有的渔村。渔民的儿子是个“烟枪”,定亲那天,他那被烟草熏黄的门牙,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个男人的牙齿已经很难再叫牙齿了,它实在不该生在一个年轻人的嘴里,这样的一嘴牙齿,只能让人对余下的岁月心生绝望。——在此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叫他“门牙”。
伍婶家的堂屋里挤满了人,“门牙”见到大人就递烟,见到孩子就发糖,伍婶乐呵呵地招呼着大人和孩子,这个终于苦尽甘来的乡下妇女,顾盼间,满面春光。春花独自躲在锅台下落泪,头埋在膝盖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春花是小村牌楼罕见的美人坯子,她美在素面朝天,美在一尘不染,类似于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虽然那年的春花已经十七岁了,但我一直相信,春花的青春还没有完全绽放。春花的青春应该还属于那些在田埂上悠游的时光,属于屋后苍翠的巢山,属于烟波浩淼的白荡湖和业已废弃的窑厂,以及明月如洗的夜稻床……在那些悠游的时光里,春花对我毫不设防地敞开着浅浅的胸口,浅浅的胸口里跳动着一双温软的乳房。
然而,春花的青春提前结束了,连同她那脱俗的美。
春花出嫁那天,村口锣鼓喧天,耀眼的烟花冲天而起,令人目盲。热闹是真热闹啊,那个上午,小村牌楼简直是在过节,时光都老了,还没有一门喜事像春花出嫁这样,看着就是一场喜事。热热闹闹过后,十七岁的春花终于要出嫁了——春花在两个小媳妇的搀扶下跨过了一道热烈的火盆。春花在两个小媳妇的搀扶下迈出了伍婶家低矮的大门。出嫁的春花出奇的平静,她居然没有哭,脸上也没有笑容,满面红光的“门牙”一步一趋地跟在她的身后。这个男人以他的富有,趾高气昂甚至有些得意洋洋地娶走了春花,娶走了伍叔伍婶乃至于我们全村的骄傲。同大家料想中的一模一样,春花的婚宴排场得过分,每一桌都发了两包烟,每一桌都发了两瓶酒,每一桌都上了一只整鸡和一盘油光发亮的红烧肉……这一切,一度为全村的父老津津乐道,出嫁能办出这么大的排场,在当时的小村牌楼确实是空前的。伍婶沉浸在巨大的幸福里,现在想来,那个夜晚的伍婶多像一只轻盈的蝴蝶啊,不停地翻飞起落于各个酒桌。这只幸福的蝴蝶甚至在暗自偷笑,有好几次,我看见一团团笑容突然飞上了她的眉梢,但片刻之后,那幸福的一团就消失了。
春花出嫁了,我还在继续上学。我独自上学,又独自放学,我那一段漫长的青春时光,我的世界遍布寒霜。置身于那个寒凉的世界,我茫然四顾,一眼望不到尽头。
“门牙”几乎无所事事,在大家的传言里,“门牙”的父亲极其富有,他又是个独子,拿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富二代”。“富二代”对春花的温存只保持了两天,那两天他一直呆在床上,而他的母亲则按照儿子的要求,在床榻上摆了一张小凳子,以便他不需要下地,就可以解决吃饭这个难题。作为一个刚过门的年方十七的新媳妇,春花自然非常羞愧,然而“门牙”根本就不让春花下床,春花为此苦苦哀求,终于求来了他的第一记耳光。
那一记耳光扇灭了春花最后的自尊,也扇灭了春花惟一的梦想。我不知道当时的春花有没有反抗,也不知道春花有没有哭,当春花的流血的青春成为我苦涩的青春往事时,这一切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我只知道,那个曾经如花似玉的青春美少女,已经在疼痛的往事里,永远的死了。
第三天回门的时候,“门牙”已经没有了人样,他单薄而瘦削,嘴唇已经包不住烟黄的门牙。春花的哭声有点惊天动地,她死活也不愿再跟这个男人回家。就在伍婶提出让春花在家多呆几天的时候,女婿的回答让人惊讶:
“等老子日够了再说,贱货!”
伍婶呆住了,正在劝春花的媳妇们也呆住了,我在其间,羞辱难当。春花红着脸,她冷冷地看着伍婶,渐渐止住了哭声。春花又看到了我,泪痕遍布的脸庞竟然爬上了一丝笑容。我奇怪着春花为什么要笑,她怎么还能笑得出来?然而那一刻的春花,她确实是在笑着,像一枝梨花带着春天的雨。不知道时间在尴尬的沉默里过去了多久,就在“门牙”上前拉春花的时候,春花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怒吼,尔后,一头撞到了门槛石上。这一切来得过于猝然,我们愣愣地看着地上的鲜血,像一枚缓慢盛开的鲜艳的花朵。
我和伍婶两个人,轮流将春花背到了街上的卫生所,在呼啸的喘息声里,我能感知到春花一直在默默地流泪,一直在我的背上不停的颤抖……好几次,我都想和春花说些什么,但我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是无法用语言来安慰春花的,春花可能也不需要我的安慰,我越是安慰,春花可能越是难过……一路上,春花把我抱得铁紧,脸,紧紧地贴着我的脖子,左边贴热了,换到右边;右边贴热了,又换到左边……一路上,温软如玉的春花什么都没有和我说,但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依然能够感受到春花传递给我的那份温暖,春花虽然没有和我说话,其实已经和我说了许多……
卫生所的陈设极其简陋,在一番简单的消毒和包扎之后,春花就跟着“门牙”走了。这一回,是春花主动提出走的,春花走得非常平静,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伍婶。春花缓步走开的时候,伍婶终于大放悲声,她一边哭一边恶毒地诅咒着“门牙”,伍婶诅咒得歇斯底里,语言粗鄙而难听。
我独自坐在马路牙子上,傻傻地看着远去的春花,心里堵着难言的痛。我一直把春花看成了一个移动的小黑点,才独自转上了回家的路。
春花后来很少回门,再后来,十九岁的春花终于做了母亲,她给“门牙”生了第一个女儿。这中间略过的两年,我基本上算是一个好学生,各门功课都有了长进。那时候,我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我和春花,终究走不上相同的道路,而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以为自己会慢慢地忘了春花,忘了她的温软和美丽。但在高考来临之前的那段日子里,我时常会梦见春花,春花在我的梦里唱歌,在我的梦里舞蹈……醒来的出租屋里异常燠热,室友响着细微的鼾声。
做了母亲的春花迎来了新一轮悲剧。“门牙”是个独子,急于传存香火的“门牙”对花莲动辄施以拳脚,甚至不顾春花还在月子里,强行求欢。照料春花的伍婶只能忍气吞声,伍婶不光是在吞咽自己的泪水,同时咽下去的还有自己酿下的苦果。春花几乎每一年都在受孕,几乎每一年都在分娩,一直到了第五胎,春花总算生了一个男孩。
添了男丁的“门牙”终于开了笑脸,他终于带着春花回到了久违的小村。那是个蒸笼一般的暑天,我正坐在梧桐树下乘凉,春花抱着一个孩子,影子一样出现在我的身旁。一张黧黑的脸,莲藕一般粗细的胳膊,一件浅蓝色的的确凉上衣,松松垮垮地罩在春花的身上。她太轻了,风吹着,全身都在摇晃……这还是春花吗?我站了起来,很久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春花将怀里的孩子换了一只胳膊,她轻浅地向我笑着,一排细密的牙齿有些泛黄。
“你现在是大学生了……”
春花的话里有喜悦,但也有感伤。我和春花都知道,我们已经天隔一方,那些青春年少的梦啊,已经成了一个永远的休止符,如果不是再见到春花,我几乎已经忘了17岁的春花,她洁白的牙齿,她丰腴的手臂和温软的乳房。
伍婶原以为她们的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但事与愿违,得尝所愿的“门牙”开始酗酒,开始豪赌,伍婶偶尔嘀咕几句,“门牙”索性彻夜不归,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外面做了些什么。发展到后来,“门牙”开始和妇女们调情,且毫不避讳春花和伍婶。这个其貌不扬的矮个子男人,后来终于和本村的一个妇女勾搭成奸,他们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事情闹到春花这儿的时候,春花居然没有一丝愤怒,没有愤怒的春花多少有些让邻里们失望,大家就在私下里议论说,这个可怜的女人怕是给逼傻了。
春花自然没有傻。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春花悄悄地回了趟娘家。
”我要离婚。“
春花的声音不大,但坐在堂屋里的伍婶还是大吃一惊。慌乱的伍婶自然拿不定主意,拿不定主意的伍婶只能大哭失声。
离婚是件大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乡下,离婚是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即便是现在的小村牌楼,真正离婚的,也没有几个人。在牌楼人看来,婚姻就是两个人过日子,日子长了,感情就有了,就算没有感情,也还有孩子。有了孩子,还能离什么婚?肯定不能离婚!所以,许多牌楼人宁愿维持着表面上的婚姻,也不愿意让人背后戳脊梁骨,背负着一系列难听的骂名。
春花的离婚申请自然无法获得伍婶的认可,伍婶好话说了一箩筐,但春花已经吃了秤砣铁了心,她反反复复说着同样的一句话:反正我要离婚!
春花后来多方奔走,先是村妇联,后是乡政府,但春花遇到的,都是一张张好奇的脸,都是一双双鄙夷的眼神。“门牙”很快就听到了风声,就在春花想到去县城的时候,“门牙”果断地限制了她的自由。
被软禁的春花开始绝食,就在春花气息奄奄的当口,久病沉疴的伍叔突然撒了手。春花这时候终于得到了几天的自由,回家奔丧的春花竟然没有了泪水,她只是呆呆地坐着,偶尔还发出几声令人心惊肉跳的冷笑。
“门牙”来接春花的时候,春花一直在傻笑。春花怕是疯了,伍婶拉住自己的女婿,低声下气地说,你就放过她吧!
“门牙”奇怪地看了看伍婶,又奇怪地看了看春花,终于将信将疑地独自走了……
如今,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我早已离开了小村牌楼,也彻底地离开了春花。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再见过春花,也很少主动打听春花的消息。我当然没有忘记年少的春花——她的素洁和美,她的苦难和爱,时常让我在醒来的梦里,黯然神伤。然而,时间确实是最好的良药,如今,当我在城市的一隅翻阅自己的青春底片时,我不得不承认:那段曾经的少年梦,已经和后来的春花一样平常和黯淡。
那其实不是初恋,只是一段漫漶的青涩时光。
今年春节回家,我猛然听说了春花的死讯。去年初秋,四十岁的春花溺死于窑厂边的那口大塘,那些夏日的午后,我时常去大塘里偷偷地游泳,我在水里,春花在岸上。听说现在的大塘,已经不过一米深,且已严重污染。我还听说春花时常独自坐在塘埂上,偶尔还会放声歌唱。
春花就葬在村后的巢山。某个下午,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春花的坟墓,低矮的坟茔杂草掩映,通往坟茔的道路荆棘丛生。“爱女伍春花之墓”——我久久地抚摸着小小的石碑,心中涌起无限悲凉。
◆我的幸福是一种罪过一灰尘。那么多的灰尘。飞扬,或者盘旋在低空。我从身前的车辙里,从身侧的后视镜里,一次次地看见这些夹道相迎的身影。我相信:只要我一伸手,就能够握住它们。只要我探出头去,就会身陷其中。
在决定回乡的前夜,母亲说,你放心吧,路修得排场,小车可以一直开进牌楼村。而此刻,我就颠簸在牌楼村的机耕路上,代替母亲迎接我的,是夹道而来的灰尘。它们比我更为执著,像这条惟一通往境外的机耕路,十几年了,路上的积水,依然在照彻自己年轻时的面容。我出门时,它们夹道欢送;我归来时,它们夹道相迎。它们似乎一直记着我的样子,而我的远行和归来,对它们而言,都像是生死之约,一诺千金。
从密封的车厢里下来,我依然是一头一脸的灰尘。事实上,正是这些灰尘使我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牌楼村里的农民。我喜欢这样的形象,这使我可以近距离地靠近,乡土和母亲。我甚至有意说起了乡下的土话,我不想让人们从我的口音里判断,我是个轻易忘本的人。在城里,我努力地学说普通话,我也只有说普通话,否则,我会被认为是个不合时宜的落伍的人。我不想落伍,如果我落伍了,会使母亲非常伤心。从土话到普通话,在我,是一个艰难的训练过程。事实上,一个孩子一旦接触到普通话,普通话就成了他的方向,而土话则成了他的敌人。一种话语所代表的文明以及文明背后的力量,从来都无与伦比,一直都居高临下。也正是这些共同构成了土话的天敌,构成了城市对农村和农民的威慑、歧视和阻拦。
母亲打水给我洗脸,顺着母亲的背影走过去,我便看见了六岁那年的水井。布满青苔和地衣的水井。六岁那年,母亲去田里上工,比我大一岁的花莲带我在水井边玩,谁知道呢,我踩上了青苔,一失足,就跌进了夏季满满的水井。我应该是挣扎过了,但没有出声。我一向不喜欢出声,即便是可能的死亡,也无法改变我的本性。花莲当时应该是吓傻了,只知道一个劲地哭,却不知道伸手抓我一把,或者是呼救。我是被放学的红海给救上来的。红海,其时大约是上高中了吧,他比我高一个头,比花莲高半个头。据说他一伸手,就抓住了我的头发,又抓住了我的胳膊和衣袖。我在红海的手上看到了一小撮湿漉漉的头发,花莲还在“呜呜呜”地哭,红海恨命地瞪了她一眼,尔后,又摸摸我的头。
我没有一丝痛感。相反的是,哭泣的花莲让我感到了害羞。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懒得理花莲,我宁可一个人玩,我宁可不要她的冻米和花生。花莲的母亲,我的五婶,为此一个劲地向我母亲道歉,还送来了十几个鸡蛋,言语里陪着小心。鸡蛋,是月子里的妇女才有资格享受的“补品”,看在鸡蛋的份子上,我终于和花莲重归于好,只是,花莲再也不敢带我去水井。水井,也几乎成了我童年最大的禁地,没有母亲的容许,我断无接近的可能。
我一直对水存有巨大的排斥。及至到了今天,江边长大的我,对室内豪华的游泳池,也提不起一丝精神。平静无波的水面是个蒙蔽,埋藏着重重的危机,和无数的可能。多年之后,我去了江边的藕山中学读书,黄昏,浩荡的江面上,时常可见渡江的水牯,或者是水性好的男同学。但我依然存有巨大的心悸,他们的每一次沉浮,都像是出没在我的心脏里。我不能体味游泳的快感和乐趣,这成了一个宿命,或者是,童年的那次阴影,我一直无法挥去。经年之后,我读到毛泽东的诗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我才于浩荡的诗意里懂得,这种后天的缺失,于我,几乎就意味着再一次蒙蔽。
事实上,许多源自童年的经验都是一种蒙蔽。但无法更改的事实是,它们似乎都有着一种神秘的走向,沿着你的血脉,一点点地,渗透进你的骨头里,让你在经意或不经意间,改变了自己。
二童年睡过的被褥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母亲特意为我赶制的一床新被子。它厚实而温暖,有一种阳光的味道。我身陷其间,身下是同样厚实的床板,中间已经凹了下去。静极的乡下,几无人声,朦胧间,我一直能听见母亲在堂屋里来回的脚步。细碎的脚步。高低的脚步。
这是还乡第二天的早晨,我能闻见从灶间弥漫出的鸡汤的香气。昨天母亲说,去年养了三十多只小鸡,但存活下来的,不到四分之一。去年,村里闹过一次鸡瘟,母亲告诉我的时候,我怀疑是禽流感,便在电话里让母亲去山上深埋,再把那些健康的鸡适当地进行隔离。母亲是个地道的文盲,看不来报纸(事实是也没报纸),也不喜欢看电视,常常是天一黑,头就陷在枕头里。母亲对我的话一直是信的,她多次这样教育乡下的侄女:你小叔能过过的,写了许多字。你不好好念书,就不认得小叔的字。但这一回,母亲没有听我的,她不但没把鸡群进行及时的隔离,还吃了那些死去的鸡!我知道母亲是舍不得,母亲说,干吗要埋呢,能吃的。母亲这辈子,从没浪费过一样“不该浪费的”东西。家里的针头线脑,只要是能利用上的,母亲都藏在自己的床头柜里。母亲吃到第三只死鸡的时候,就发起了低烧,吊了三天水,灼热的红晕还是没有从脸上撤离。我在城里,母亲在乡下。我便在电话里埋怨起了母亲,甚至发起了脾气。电话那头的母亲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低言低语,终于不再坚持自己认定的“道理”。母亲的低声下气,让我生出大把的心痛,仿佛,她真地成了一个孩子,而我,是个大人似的。
那一次,我没能回乡下。母亲的病症,也仿佛懂得她的心思。一个礼拜之后,母亲就不治而愈了,低烧来得突然,去得也很神奇。母亲便认定,她的低烧,和吃死鸡没有任何关系。好在母亲只是嘴上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再有死鸡,母亲都差侄女给扎上一根红丝带,然后再扔到门前的白荡湖里。我终于不好再埋怨母亲。晚年的母亲成了个虔诚的信徒,在她的信仰里,死去的动物要想超生,只有凭前生留下的印记;母亲还相信,天国就在水的尽头,沿水而下,总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一直无法理解母亲这种奇怪的理论,但我相信,在母亲的精神世界里,她的理论,一定有她自己的道理。
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成的信徒,而母亲也像怕我反对似的,一直没敢告诉我。小时候,我怕极了母亲,谁知到了现在,母亲竟然怕起了我,和我整个地掉了个个。我是很迟才意识到这样的变化,那是什么时候呢?记忆里,却又一片模糊,无法具体搜索。回家的当天,我就在灶间的墙壁上,看到了母亲供的神龛,上面是一尊乡间习见的观音菩萨。我从前用过的“书桌”上陈放着一只香炉,袅袅地燃着三柱香。但第二天,神龛就掩藏在一块辩不清颜色的布帘后面,“书桌”也挪到了我原先写字、做作业的地方。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挪走的,记忆里,那张四四方方的书桌是杉木做的,有着沉甸甸的重量。
母亲对类似的话题都非常敏感,比如巢山庙和土地庙。但我知道,巢山庙里的香火一直非常兴旺,号称“小九华”。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妻早早地就起床了,我说,妈,去巢山庙吧,我想敬敬香。母亲的脸一下子就变了色,像是我当面戳穿了她的谎话。但母亲终于掩饰不了自己的喜色,她几乎是一步一跃地去了自己的后屋,拿出了早就准备好了的一挂鞭炮、一块糕点、四个苹果和三柱香。拿出东西的母亲不再看我,她慌慌地走在了头里,步子显出从未有过的健康。
我不知道那里究竟有些什么,让母亲在瞬间就起了这样的变化?
巢山庙不大。在我所见过的庙宇里,巢山庙可能是最简陋的一家。穿过牌楼、新庄和唐庄,巢山庙就到了。不高不矮的几处建筑,散布在巢山的半坡上。正月初一的香火果然鼎盛,小小的院落里,铺陈着一层厚厚的烟花的纸屑,和散落的檀香。一脚踩上去,扬起烟花细碎的花瓣。许多人和母亲招呼,许多人给母亲问安,连庙里的住持,也紧握着母亲的手,说,菩萨保佑你啊,四娘(父亲在家族里行四)。
站在人群中间的母亲,在香火袅袅的气息里,喜形于色,神采飞扬。那一刻,我似乎才懂得,母亲何以不愿意来城里,而是始终坚守在遥远而贫瘠的乡下。
三第三天,我去给五婶拜年。几步路就到了,正好,我的堂哥宝玉也在家。
我去的时候,宝玉正在和五婶吵架。宝玉一直在湖南打工,前年,认识了一个当地的姑娘。宝玉早就在牌楼娶妻生子了,谁知道竟好上了那个湖南的姑娘,一来二去的,就再也舍不掉了,还偷偷地养了一个娃。宝玉这回回来是想离婚的,但五婶坚决不让。
这像什么话?除非我死了,老兵啊!五婶见到我,像是见到救星一样。
五婶的话是地道的巢山话,城里的妻自然听不大懂,就对我投来疑惑的眼光。我自然只有笑笑,因为我知道,妻无法理解,五婶何以会这么决然。其实决然的绝不仅仅是五婶,在整个巢山,几乎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舌头底下压死人呢。这话,是母亲的口头禅。我几乎从小听到大。花莲那天恰好也回了娘家,这个比我只大一岁的乡下妇女,有着比我大十岁的脸庞。从母亲的嘴里我才知道,花莲在我上大学那年,就嫁给了一个渔民的儿子,那个矮个子的小男人不仅好赌,而且还生就一副蛇蝎心肠。花莲嫁过去四年就怀了四胎,第一胎是女儿,第二胎是女儿,第三胎还是女儿。生到第二胎的时候,小男人就对月子里的花莲动了手,花莲为此睡了两个月,一直不能下床。一直到第四胎,花莲才从小男人的脸上见到了曙光,五婶才从小男人的脸上看到了太阳。不怪人家呢,五婶说,要怪也只能怪花莲啊,人家张腿就是一个带把的,张腿就是一个带把的,就这个小逼,肚子这么难讲话!
唏嘘的五婶抹起了眼泪。妻呆呆地站在她的旁边,像傻了一样。
站在五婶家的檐下,能清晰地看见我曾多次说过的巢山。现在的巢山像屋前的良田,成片成片地抛荒;现在的巢山起伏着无边的松涛,人高的芭茅草在风中摇摆,云彩的阴影,飞快地掠过它们的身旁。也只有从这里,我才可以感受到静谧间溜走的时光,但它们,却显得那么地虚幻,那么地无法捉摸与无法想象。
穿过五婶的灶台,就可以去到我曾多次撒欢过的田埂上。油菜低垂,河湾喑哑。硕大的风声,刮过我的脸庞。我只看到了几畦萎顿的荸荠,更多的儿时的良田,一片空旷。勤劳而质朴的乡亲似乎都失踪了,老黄牛似的品质,好像也不见了。怀恋是没有意义的。而事实上,勤劳也像是一种圈套,它使得一段时间以来的父老兄弟,再也没有闲心和精力,考虑别的事情。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除了在地里勤劳地刨食,农民们实在想不到更多的法子,养活一大家子人。就在前一阵子,江淮大地遭遇了一次长达两个月的秋旱,下乡采访的同事回来说:农村的当家塘几乎都见底了,再不下,人畜用水都够戗(我们的新闻会这样说:农民们已经学会了合理地利用水资源)。另一拨记者带回来的消息则是,地里的油菜和雪里蕻都卖不上价,许多农民明年都不准备再种油菜了,种小麦(我们的新闻会这样说:农民们已经认识到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并积极投身于结构调整)。但如果小麦再卖不上价呢?农民兄弟们剩下的路,似乎就只有去死了。最离谱的是雪里蕻。雪里蕻从下种到收获,一般要一百多天才行,但现在,上市的雪里蕻才卖一毛五分钱一斤,就算不算他们为此化去的气力,单算肥料和腌制这两项,怎么卖都是亏本。可不卖就只能烂在窖里,更亏,只好卖给联合压价的商贩。许多商贩还是靠贩卖雪里蕻起的家,有的,还是本乡本土的乡亲。这些已经远离了乡土的商贩们,刚刚依靠农民们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可他们一旦华丽转身,就把土地给予过他们的恩情忘得精光。农民兄弟们还说,这日子还得过啊,实在不行,就去城里给人看大门,也没别的本事了,就怕连看门都没人要啊!
农民兄弟们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堂弟一鸣初中毕业之后,一直漂泊在常州、南京和无锡等地,前两年一鸣想来合肥打工,让我帮忙和有关单位联系联系。在一鸣看来,我是个记者,熟习的人多,又好歹是个作家,找一个合适的单位,应该不难。然而事情远不是一鸣想的那么简单,在这个下岗工人满街走的省会城市,没有一家单位能给一个记者或作家什么面子。对于一没有专业技术二没有文凭的农民工来说,最合适他们的工作,只能是风餐露宿的建筑工地。然而,我无法对我的堂弟解释这些,也无法把这些冰冷的现实,说给那些盲目进城的农民兄弟。
看着记者们拍摄回来的新闻,我一阵阵心酸,一阵阵心痛。想想自己做了那么多的新闻,也写了数以万计的文字,却从来没有准确而真实地再现过农民兄弟们。新闻画面上的农民还是田园牧歌里的农民,纸上的农村还是乌托邦里的农村。中国的现实农村复杂而多元,虽然不排除有田园牧歌的可能,但“炊烟”消散,满目疮痍,更多的农民一直都在挣扎,他们所过的并不是生活,而仅仅是最起码的生存——他们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最基本的平等权利,一直就被无情的体制残忍地剥夺了,农民兄弟们在一天天的生,其实也是在一天天的死。每每看到那些粉饰太平的文字,每每身不由己地指令记者们去拍摄反映农村巨大变化的成就性新闻,我就生出大把的厌恶和愤恨。比照于广大的农民兄弟,我们所谓的疼痛与悲苦、风花与雪月、郁闷与虚无,显得是多么的无耻与矫情!
四第四天。在去往白荡湖的路上,我意外地遇见了红海,他在河湾处补菜籽,身后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鼻涕拖得老长。红海似乎是很随意地看了我一眼,尔后又低下头,但我还是看见到了从他眼角里瞥过来的余光。我刚叫了一声“是红海吧?”就听见他哑着嗓子在说,是你啊,回来啦?我上前想握一下红海的手,红海就慌慌地把手在衣上擦了擦,尔后才递给我,说,手脏呢,啊、啊,这是你烧锅(方言,即爱人)的吧?我点头笑笑,眼睛就看向了红海。红海的手遍布老茧,眼角的皱褶像是把打开的折扇。
红海生了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去年底,自己也做了爸爸。四十出头的红海已经爬上了爷爷辈,这让结婚不及一年的我,感到些许羞愧。在村子里,四十出头就带孙子的,不只是红海一个人,但能读完高中的,红海估计是当仁不让。乡村里的爱情大多是在黑暗中完成的,夏季村前的草垛、巢山上的芭茅丛,以及国兵家那个废弃多年的牛栏,都是乡村爱情的主战场。他们的爱情确实像是在打仗。我和五婶家的孬子,就多次遇见过裤子褪到脚后跟的男人,把赤条条的女人压在自己的身下。男人粗鲁的喘息声、女人嘤嘤的呻吟声,一直像一记鞭子,抽打在我的心上。这一切,也使得我的初恋有了一个黯然的背景,烟花般寂寞,烟花般绚烂。——许多时候,我们的初恋,都来自于某个特定的背景,剥离了这些背景,我们的初恋都会显得极其荒唐。——同许多人的初恋一样,我的初恋注定也是失败的,有着天生的无法回避的缺陷。与他人不同的是:许多年过后,我一直拒绝对初恋的诗意回望。那不是诗意,那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都要付出的代价。岁月是初恋的天敌。经历的岁月越多,初恋就愈发显得不堪。如同我对乡村的情感。十几年来,我一直无法对我的乡村作一次诗意的回望,它们早已深入我的骨髓,溶入我的血脉,简陋、贫瘠、愚昧、营养不良,甚至是自存自亡。在中国乡村庞大的枝头,我的乡村其实只是一枚随时都可能凋零的叶子,但曾几何时,我是那么固执地以为,我的乡村,有着举足轻重的重量。
高中毕业之后的红海,就去做了村小的代课教师。转正无望之后的红海,酒后失德,强奸了一个邻村的姑娘。事情都过了一年多了,那个姑娘却腆着一副大肚子找上了红海,姑娘的两个哥哥跟在她的身后,凶神恶煞一样。在娶她和进班房之间,红海无奈地选择了前者,在村头搭了两间小披厦。顺红海的手指望过去,我看见了他的家,两间低矮的瓦屋瑟瑟在风里,那么落寞,那么孤单。
我再次想到了六岁那年的水井。想到了正是眼前的这个人,站在井沿上拉了我一把。我很想告诉红海,我的后脑勺子上,至今还有一小块没毛的伤疤。
握别了红海之后,我一下子就失却了看白荡湖的兴致。昔日的浩淼烟波,远远地望过去,如今一片浑黄。我能看到什么呢?除了表明我是个“衣锦还乡”的游子,我实在找不到更多的理由,需要近距离地去接触它。我不想变得那么矫情,尽管城里的妻,一直想看看白荡湖,——它多次出现在我的笔下。
五曾二娘死了。我回来的时候,母亲忽然说。
曾二娘其实上半年就死了。记得母亲曾经在电话里,告诉过我。我讶然地看了一眼母亲,这两年,母亲格外健忘,一些曾经说过的话,总要重复两三遍,那些陈年的物事,母亲总像晒霉似的,重新翻出来晒晒。
母亲还说,瞎二爷也死了,死得那个惨喔。我这才知道,瞎二爷见牛进地啃麦苗,就跑去撵,谁知道就被田埂拌倒了。瞎二爷在床上哼唧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断气了。瞎二爷的儿子现赶了一口棺材,几乎是量身定做的了,可谁知道,入殓的时候,瞎二爷浑身就像膨胀开了的气球,嘴巴鼻孔都在冒血,连做好的棺材都没办法再用了。
车福也死了,他儿子和你同学,记得啵?母亲又说。我再次感到了惊讶,车福的年纪比瞎二爷还小。更让我惊讶的是,车福的死是因为感冒。车福家的用乡下的土方子给车福褪烧,烧没褪掉,又起了咳嗽。车福家的再次找到了一味对付咳嗽的野草(我一直奇怪,这些土方子,究竟来自何人的创造),自然也没能治好。车福这才被送到了镇上的卫生院,才吊下去半瓶水,人就没气了。
唐庄的来保,最亏!母亲最后说,年纪轻轻的,吃瘟鸡,死掉了。
噢。
……
六村子周围的村子,都树起了高高的楼房。人家的琉璃,在早起的阳光里,折射出眩目的光。这是小村留给我的不多的安慰,从而也使得我的还乡之旅,有了一些赞美诗般的韵律与美感。但是,也不是并不是所有美好的事物,都经得起时间的推敲与击打。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迄今都是,从来都是。在这些楼房的背后,其实匍匐着许多的空巢,也有大片的稼禾正在消失、沤烂与死亡。
这是还乡第五天的早上。我知道,我正在一点点地远离田地、稼禾、老屋与村庄。事实上早从年起,我就已经远离了生我育我的母亲,和那个名叫“牌楼”的小村庄。我已经无法再回到过去,——一旦我们接触到知识,就无法再回到过去。——这一点我们起先都没有意识到,只有万能的上帝意识到了,只有一条蛇意识到了。——知识让我远离了村庄,知识也让我进一步认识到,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小村,原来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她是那么地微不足道,那么地接近于消逝与死亡。事实上,从回家的第一天起,我就嗅到了一种黄昏般没落的气息,在沤烂了的猪粪之间,经久不息,丝丝弥漫,尔后,一波波涌来,一波波消散。
我只在小村呆了五天,比计划中的一周,提前了两天时间。在后来的两天里,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焦虑与不安。妻子则更是。只不过,对她而言,我的乡村还有一种老电影般的新鲜感。我于隐隐间觉得,总有一天,我的村庄会静悄悄地消亡。事实上,我说的“牌楼”其实就已经不存在了,合并进了一个叫“唐罡”的村庄。我的村庄已经被提前遗弃,像城市里巨大的垃圾场。而事实上所有的农村,也都像是城市的垃圾场,或者是,菜市场。这让我感到无助,感到迷茫。在渐行渐远地逃离里,我知道,我也只能无助而迷茫地对她进行回望。直至我自己,最后的死亡。
因为我知道:尽管她落后,尽管她贫瘠,尽管她不健康,但我,永远无法遗忘……
◆乡村的肾,母亲的肾母亲病了。尿毒症。
对付尿毒症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透析,一条是换肾。母亲年事已高,换肾这条路走不通,惟一的办法就是依靠透析维持生命。透析是个小手术,医生笑着说,语气显得非常轻松。半个小时之后手术就结束了,据说是手术里时间最短的一种,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医生在母亲的腹腔埋下两根管子,通过第一根塑料管,输入透析液(品名:百特;产地:广州;容量:cc;价格:33.5元),尔后,再依靠腹膜这道“过滤网”,将体内的毒素过滤一遍。三个小时之后,从另一根管子里筛选出来的毒液,呈现出温暖的橘黄色。我询问过不同的医生,究竟是哪些毒素构成了这种温暖的橘黄色,医生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人体内部的毒素数不胜数,每一种毒素都有一个临界点,它们互相中和,人就万事大吉;一旦出了错,就和一种可能的疾病隐秘相连。然而,没有一个医生敢于笃定,究竟是哪一种过量的毒素,最后主导出透析液的颜色。正是这些知其然却不知所以然的毒,让母亲一度无法进食,浑身发软。现在,依靠透析液,母亲被抽空的气力正在四肢上一点点攀趴,同样是因为透析液的帮助,现在的母亲终于可以下咽。
在母亲身患尿毒症之前,我从没有接触过透析液。而现如今,母亲有限的生命,必须要和这种液体彼此勾连。现在的母亲,一天需要四袋透析液。四袋!cc!每天!
这个数字非常骇人。一个人的身体,居然需要cc的透析液,才可以把每天产生的毒素,全部过滤一遍。这些来历不明的毒液温暖而无味,呈现出几近澄澈的橘黄色。假如不来自于母亲的体内,它几乎可以冒充新鲜的橙汁,看上去甚至比橙汁更可口一些。我的小外甥,刚刚学会喊我舅舅,就不止一次地试图偷袭。有一次,我差点就准备让他尝一尝,我是那么想知道,这些被过滤后的橘黄色,对人的身体是否还具备足够的威胁。那一次,他疯了一头汗,大约是渴坏了,手里拿着把剪刀,欢天喜地地拎起透析液。我鼓励地看着他,仿佛是希望他的动作再麻利一点。他终于一个人剪开了袋口,得意地看着我,仿佛是想得到我的鼓励。我再次点了点头,那一刻,我是笑着的。他果然就捧着开了口的透析液,张开小小的嘴巴,作势要倒进嘴里。
理智终于回来的时候,母亲也睁开了眼睛,她惊骇地呵斥住了孩子,接着,又深长地瞪了我一眼。我不知道那一刻的母亲,是否对我的品质产生过怀疑,我只是愣愣地站在原地,看着委屈的小外甥,后背汗如雨下,汗水一样奔涌的后怕让我几欲窒息。好在母亲只看了我一眼,就转过了身去,接着,又重重地叹了口气。母亲的叹息让我痛不欲生,我久久说不出话,心里像藏着面小鼓,急促的鼓点仿佛准备把我敲死。
我终于小心翼翼地说到了死。母亲被确诊为尿毒症之后,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这个黑色的词,甚至不止一次地做起与死亡有关的噩梦。在那些黑色的梦里,我见过早已作古的祖父、三娘、三坡堂兄、五叔、外公和三伯……时间仿佛在他们的身上停滞了下来,他们的容颜一点也没有老去,还是以前的样子,相反,他们的健康让我相信,在时间的另一边,他们正在无边的幸福里优游与沉陷;我还见过尚在人世的至亲(比如小妹、大姐和二哥),以及那些久无音讯的人(比如失踪的哑巴和孬子)。在梦里,他们竟也已经奔赴于死亡,或是患上了与母亲一样的恶疾,羸弱的身体在病痛里沉沦。我梦见自己嚎啕恸哭,如丧考妣。
醒来的暗夜,我大汗淋漓,心境久久无法平复,辗转,碾压,仿佛已经不在这个人间。失眠于是轰然来袭,夜暗无边,苦不堪言。失眠,这一无法言传的隐疾,已纠缠我多年。只不过,在这些醒来的夜里,我感到自己的大脑不再空空如也,而是正慢慢发生着萎缩性的病变,呈现出另一种张皇的白。张皇的白比空空如也更令我恐惧,就如母亲已然衰竭的肾,它同样起始于一种弥漫性的萎缩,慢慢使母亲无法进食,慢慢使母亲浑身发软,慢慢把母亲拖近死亡的边缘。
现在,母亲的肾脏已经不具备排毒的功能,因此,在透析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母亲的身体确实要舒服一些。然而三个小时之后,我们需要立即为母亲输入第二袋透析液。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毒素,被cc的“百特”透析液在母亲的体内过滤与筛选,因此完全可以想象,母亲的舒服感其实已经极其短暂,也极其有限。事实上越到后来,我越是不忍去看那些橘黄色的透析液,也不忍去看疼痛的母亲。母亲原是个结实的女人,虽然身高只有一米五,体重却有一百二十七斤。然而,母亲现在的体重已经轻到不能再轻,全身的骨头都支棱了起来,一根连着一根。皮肤也已经不像是皮肤了,而是一层风干的鱼鳞。坐在哪里都久久地,默然地,如果不是眼珠间或一轮,几乎形同一尊雕塑,让人惊异莫名。
我知道,正是透析液里那些橘黄色的毒素,在日日夜夜地折磨着我的母亲。母亲只能依赖透析液,才可以维系住疼痛的生命。温暖的毒液,成为母亲须臾不可离分的“肾”;温暖的毒液,是我们全家最大的恩人。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我们全家会像现在这样爱钱如命,会像现在这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民,患病的时候,小村还没有开始合作医疗,一年十万余元的医疗费用全来自于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以及由此组成的六个小家庭。这无疑是个沉甸甸的负担,事实上一开始,医生就给我们打过“预防针”。医生说,透析是个无底洞,人财两空最后还反目成仇的事情时有发生。可面对呻吟的母亲疼痛的母亲,我们已经无路可走,我们只有拿出砸锅卖铁的决心,在手术单上签了字,让母亲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自费透析的乡下人。这让我们稍感安慰,比起乡下那些莫名的亡者,母亲至少还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
比如五叔。一九九七年,六十一岁的五叔死于尿毒症。在此之前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五叔一直患有糖尿病,尿液里的血色红得怕人。然而即便如此,医院,在五叔的意识里,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医院终究看不好要死的病,该死的时候还是得死。终于发展到尿毒症的时候,五叔这才彻底的木了,他整天躺在床上,在虚弱的呻吟声里,等待死神的枷锁结束他的病痛。五叔没有为自己的病痛化过一分钱,五叔既舍不得,医院不相信。在乡下,医院都心存排斥,在他们的观念里,有这个钱还不如买一点吃买一点穿。劝说没有任何效果,成见由来已久,一如泥土的腥气,已经渗到他们的骨头里。母亲也因此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母亲高血压,我们为她买了药,放在床头柜上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但母亲总是在头晕的时候,才想起家里还有药,才想起家里还有测量血压的仪器。母亲正因为长期高血压才导致于尿毒症,而五叔,是因为长期糖尿病。——五叔不知道,而母亲也不能够懂得。
那个夏天的夜晚豪雨如泼,五叔终于一个人静悄悄地走了,甚至没有叫一声五婶。奢华的丧事欲盖弥彰,让一帮老伙计羡慕得不行。在众人形形色色的目光里,五婶放声恸哭“你怎么会得这样的恶病”;五婶还放声恸哭“来生你就是投胎也别投成乡下人”……
这种无谓的劝慰让我黯然动容。雪白的经幡迎风招展,遮天蔽日,乡亲形容哀戚,我在其中,心里堵着难言的疼。坐在门槛上,我耷拉着脑袋,心绪久久难平,忽然就想起镇上惟一的卫生院。卫生院在扫帚沟街附近,中学旁边,荒凉而破败,简陋而不洁。记忆里的卫生院只有六张病床,像是间大通铺,上面悬着一只积尘包裹的吊扇,同被褥一样看不清原来的颜色。卫生院离我家五至六华里,我只进过一次,刺鼻的气味像一柄巨勺,在我的胃里一个劲地翻搅。十五岁那年的夏天,三坡堂兄喝了农药,四五个人轮流背着他送到卫生院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当时的卫生院里只有一个医生,靠在椅子上心事重重地抽烟,目光盯着头顶上的吊扇。他为什么要盯着吊扇?我不知道。他大约是想打开,但厚重的灰尘让他犹豫,于是就盯着,仿佛是在期待灰尘自己飘落,然而奇迹迟迟没有出现。
他只是看了看堂兄,就捂着鼻子说,抬回去!他生硬的短语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生的希望瞬间斩灭。一地的人嚎啕了起来,他皱着眉头,再次点上了一支烟。
这个冷酷的医生,今年春天我再见了一面。哦,忽如一夜春风来,就在今年春节,农村合作医疗的春风终于吹到了小村,费用每人每年十元。在经过一段马拉松似的长途跋涉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终于开始相信:希望在前方,明天会更好。那个返乡的上午,下了车,我一路兴奋着奔向卫生院。许多年之后的卫生院还在那里,蹲在一排排楼房中间,低矮而逼仄,看上去比母亲还老,仿佛一个被恶疾纠缠多年的老者,风烛残年,苟延残喘,横流的水渍在外墙上刷出一张张土黄色的脸。一扇锈迹斑驳的铁门半掩着,透过铁门看过去,整个卫生院像一座在时光深处没落的废墟。那个冷酷的医生似乎已经熬成了所长,一个年轻的医生指引我,说,合作医疗的事,归他管。
他还是靠在椅子上抽烟,仿佛他一直就不曾离开过,一直在盯着那只尘封的吊扇。他显然已经认不出我来了,在说明了原委之后,我得到的回答是:医院只能报销20%,县医院可以报销30%,卫生院可以报销50%,而且,必须是住院。三下五除二之后,他叼着香烟气定神闲地对我说,你妈这种情况,大概可以报两千元。
两千元?两千元!两千元,只够帮母亲买一个星期的透析液。然而报总比不报好,报了,母亲多少会觉得安慰,甚至有可能理直气壮、心安理得。母亲甚至想回到乡下,看病或者买药,都上镇里的卫生院,在母亲看来,这样应该更便宜一些。母亲不知道,卫生院里根本就不会做透析的设备,卫生院也没有透析液。这样的“土政策”以及由此导致的结果大大出于我们的预料,短暂的兴奋之后,我们再次陷入无底的深渊。
在听从我们的劝说之后,母亲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其实母亲自己,对卫生院也是将信将疑、心怀警惕,母亲还破天荒地长篇累牍地说起一件事。前年,邻村鳏居的天保得了重感冒,拖得也是久了些,到实在不能再拖的时候,才被乡亲们支使进了卫生院,吊青霉素,一瓶水还没吊完呢,天保就断了气。天保的儿子在常州做包工头,他带了一帮人回来,把卫生院砸了个稀巴烂,围了一天一夜。最后,卫生院赔了两万五千元。再多估计也没有了,包工头在拿到钱之后,只好把天保的尸体就地收了棺、入了殓。“农村误了多少人哦!”母亲佝偻着腰身,拍着粗气呼啸的胸口,接着又历数起一个个亡者。
母亲说的我信,我在乡下呆了将近二十年。在我的乡下,许多人都莫名其妙的死了,有的连死因也说不具体。乡亲们都信了这句口头禅:黄泉路上无老少,哪里的黄土都埋人。
全家只有二嫂一个人兴高采烈。二嫂类风湿,有些年头了,病根是在月子里落下的。二哥带二嫂上过破罡街的小诊所,上过扫帚沟街的卫生院,再往上二哥的步子就迈不动了。二哥这一迈不动就停下了好几年,好几年之后,二嫂就瘸了一条腿,走路一瘸一拐的。二哥本来在外打工,二嫂成了瘸子之后,饭都不能烧,二哥只好卷铺盖回家,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做田。这一回终于可以报销了,二嫂于是决定到卫生院里住院。兴高采烈的二嫂在卫生院里碰了一鼻子的灰,“就你金贵,操!都瘸了,还住啥院?”想想也是,村子里的女人很少能做一个完整的月子,男人都在外打工,女人前脚生完孩子后脚就得下田。村子里的女人三分之一都有类风湿,或轻或重而已,最重的数卫东家的,已经在床上躺了三四年。羞愧不已、黯然落泪的二嫂于是连药也没有开,就一瘸一拐地爬上了回家的蹦蹦车。这一来一回,二嫂化去了十元钱。
就为这十元钱,二哥和二嫂吵了大半夜。
……疾病像一块生冷的钢铁,尖锐地锲在乡村的胸膛上面,许多年。无数家庭的航船在疾病中沉没,在疾病中搁浅,无声无息,不被人发现。每每在坚硬的城市里自在地浮游,在泛黄的书页里矫情地辗转,在清晨的电脑前回望乡村,或是进行乌托邦似的唯美书写,我时常感到自己身上的罪孽。母亲病重之后,有空的时候,我时常借故下乡采访,亲近农舍亲近土地,和农人聊天,让自己的耳、鼻、心以及整个身躯都能最大程度地贴近遍布创痍的苍茫大地。我深切的知道,乡村的每一寸土地其实都是有病的,一直都有病,而且,病在骨头里!我甚至一厢情愿地相信:乡村并不肥美的土地也有一颗博大的肾,它同母亲的肾一样在慢慢衰竭,较之于母亲,它的病痛其实更为持久,也更为酷烈。而无限扩张的城市,坚硬的城市,正为这颗曾经供养过它们的肾,做旷持日久的透析。——这,将是一场漫长的苦役。
乡村的肾,就是母亲的肾。母亲在疼,就是乡村在疼。
作者简介:江少宾,年代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散文和小说作品多见于《人民文学》《天涯》《散文》《北京文学》等刊,先后获得年度人民文学奖、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以及第四届冰心散文奖等。著有散文集《打开的疼痛》(“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年卷)《爱着你的苦难》。
现居安徽合肥,供职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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